大国崛起的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

中国文化正在成为国际上受尊重的文化实体，并由东方向西方传播而成为人类新的文化感受方式。大国崛起不是民族性口号和单一的愿望，文化创新和可持续输出是大国崛起的重要软实力地基，同样是消除“中国威胁论”获得大国文化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1.从经济资本走向文化象征资本

法国当代思想家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将整个社会资本分成三个资本域，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

就“经济资本”而言，每个国家都可以用GDP来量化。安格斯·麦迪森在《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有一条很重要的统计信息：从公元元年到18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国际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25％左右，1820年的时候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9%。从1820 年到1870 年这50年间,中国经济的制度性障碍,使得中国成为“停滞的帝国”。1820年左右，西欧经济总量占世界总量的23.6%，但到了1870年，就达到了33.6%，远远超过同期的中国经济总量。到1998年，中国的经济总量仅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1.5%。到20世纪后期，从1952 年到2005 年，仅仅53年,中国的GDP增加了20倍。2006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英国,2008年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三。

如今美国、日本加上中国变成了世界的前三强，中国这个历史上的落后国家，综合国力排在了世界第三。中国在掉下低谷后已经走上了复苏之路。这种复苏使得中国的身份变得空前复杂。一会儿是“中国落后”、“第三世界”、“中国的环境污染”等，一会儿是“中国的崛起”、“中国威胁”、“中国分裂”等。

我坚持认为，关键问题不在于我们的科技经济，军事崛起，而在于我们的文化身份不清。这就说明中国的“文化资本”还不丰厚，需积极进行文化资本与象征资本的积累和创新，通过经济崛起与文化创新共同提升中国新世纪大国地位。

2.消除中国威胁论的文化牌

在西方现代性统治世界的近200年间,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东方文化整体上丧失了自己的声音，丧失了主动支配自己的能力，而只能沦为西方现代性的边缘或附庸。中国在古今中西四个维度之间摆动，或认为自身历史悠久，或崇拜现在的西方。人们一方面在忘记中国自身的传统，一方面对西方这一他者总是雾里看花、琢磨不透。向西方学习并没有获得西方人或者西方文化的内在特性，反而往往通过西方抹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没有文化的凝聚力，文化身份认同就将出现问题。在经济起飞之后，全盘西化之中还有什么东西能够代表东方文化？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本土文化的重要性，那么崛起速度越快，文化则越弱。

文化需要去“化”，宗教是需要去“传”，国家冲突需要去“解”，当代思想战略需要去“行”。然而，在大众媒体的炒作和平面化中，今天满地的“文化侏儒”和消费享乐主义者，却少有能够担当“天下”的大气象者，这意味着，中国文化在新一轮文化竞争中有可能处在不利的地位。事实上，文化殖民、语言殖民、精神生态失衡是当代最大的文化病症，这种病症造成了国人的文化自卑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情结。这一局面必须花大力气加以改观，否则文化软实力竞争就落不到实处。

在我看来，那些一味目光向内感叹地球变小为“地球村”的人，没有注意到时代已经悄悄发展而进入“星际交流”的太空文明时代，中国文化应该在新世纪有大的作为。中国文化不仅是东方的，而且正在成为世界的。每个时代的思想家都有其自身文化立场，并进而形成自己的文化身份，众多思想家互动形成大国文化身份的价值认同。

中国文化正在成为国际上受尊重的文化实体，并由东方向西方传播而成为人类新的文化感受方式。我们必须冷静思考人类的未来是否可以将东西方文化中精神相通的要素整合起来，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消除文化误读，发现差异性文化之间的心灵相似性，在真正的文化整体创新中，拿出巨大的心智和勇气着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生态失衡问题，让人类告别战争、瘟疫、罪恶，走向新世纪绿色生态的自然和社会。

守正创新是新世纪中国崛起的文化战略。新世纪中国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也应该“走出去”而成为人类的和世界的。在我看来，这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世界经济千年史》记载了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起起落落

浙江绍兴大禹陵

王岳川简介：

王岳川，四川省安岳县人，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书法研究所所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复旦大学等十所大学的客座教授。

主要著作：《发现东方》、《文化输出：王岳川访谈录》、《后东方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艺术本体论》、《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后殖民与新历史主义文论》、《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王岳川文集》（韩国4卷本）、《西方艺术精神》、《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丛书》（主编9卷本）和《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在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约4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