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著名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德国接受美学家姚斯曾指出，“文学作品并非是对于每个时代的每个观察者都以同一种面貌出现的自在客体，……只有阅读活动才能将作品从死的语言材料中拯救出来并赋予它现实的生命”[3]。书法作为一个精神图象化的文本，也同样符合上述规律 。王羲之的书法就经历着这样一个不断被阐释不断被“生成”的过程。早在羲之生活的东晋时期，他的书法就已扬名四方，所谓“声华四宇，价倾五都” [4]。不论是上层士人“桓玄耽玩不能释手”、“西南豪士，咸慕其风……家赢金币，竞远寻求”，还是平常老妪“复以十数扇来请书”[4] 都着实说明羲之书法雅俗共赏，众人宝爱。不仅如此，羲之书法已为时人效仿，有时竟连右军自己都说“小人几欲乱真”[5]。但是从羲之仙逝后到南齐之间，大令书法的豪放之美更加为人推崇。尽管如此，王羲之作为伟大书家的地位却始终不可置疑。对此，书论中处处皆有明证：“王羲之，晋右将军、会稽内史，博精群法，特善草隶。羊欣云‘古今莫二’” [6]；南朝宋虞和云，二王书法“终古之独绝；百代之楷式。”[7]到南朝梁武帝萧衍时，羲之不及献之的局面大有改观，“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8]与此相应的有南朝梁庾肩吾《书品》中列王羲之为“上之上”品，而王献之仅为“上之中”品。效法羲之书法的现象在此时更加普遍，“梁氏秘阁散逸以来，吾见二王真草多矣，家中尝得十卷；方知陶隐居、阮交州、萧祭酒诸书，莫不得羲之体，故是书之渊源。”[9]……笔者之所以做出如上枚举，旨在把羲之书法从产生到唐代之前的接受线索做出大致梳理；试图在钩沉史料之际进行深入思考：既然“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11]，既然他的书法已广为流传，那“或以潘岳《金谷诗序》方其文” [11]而令羲之“闻而甚喜”的《兰亭集序》为何迟迟没人提及，是文献散佚还是尚未为人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