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争端中的中国处境

新世纪亚洲格局的重组，表现之一是话语权的争夺；中国的四大发明遭遇挑战，说明文化软实力关系当代中国的文化安全，要走出误读与妖魔化中国的怪圈。

1.新世纪亚洲格局重组与话语权争夺

亚洲正在崛起，其动向大致有三：一是韩国宣布将在全球一百个地区开办“世宗学院”，二是日本在海外增设“日语学习中心”欲与中国的“孔子学院”抗衡，三是印度的文化很早就输出到世界各地，似乎在“龙象之争”中印度已然高出一筹。

韩国是新兴的文化产业大国。1998年,韩国遭遇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方针，明确提出“两个五”：力争五年之内把韩国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上的占有率从1%提高到5%；力争五年内能培养出10000个内容创作者，其中10％有外销的能力。为实施这一战略，韩国先后颁布了十几部法律法规，又于2001年成立了“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并且每年获得政府5000万美元的拨款用于文化事业的发展。《大长今》的热播，绝非一个电视剧而已，而是事关韩国的文化输出、文化战略。而且，他们要把“韩流”变成“亚流”，甚至“世流”。韩国只有4900万人口，却在海外有12个韩国文化院。2004年韩国文化产品已占世界市场份额的3.5％，成为世界第五大文化产业强国。韩国成功地输出了自己的文化，拯救了韩国经济。为了塑造东亚大国形象，韩国新办的“世宗学院”将面向世界，尤其是东亚民众免费教韩国文字和文化，使得现有学习韩语的百万余人借“韩流”大潮迅速膨胀。

东亚的日本是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早在1985年，日本经济持续增长之时，就试图从“经济大国”转向“政治大国”最终走向“文化大国”。日本的文化立国战略其目的就是要推出日本文化。试图确立日本文化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使亚洲国家在接受日本援助的同时，也接受日本文化。

日本因为二战罪行其国际形象一直不佳，为了塑造未来亲善的国家形象，同时为了同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相抗衡，日本政府计划在全球各地增设“日语学习中心”100所以上，学习中心的规模扩大近10倍，从而从文化深层次改善世界对日本的看法。据报道，2007年4月18日，日本政府“教育再生会议”在首相官邸举行了分科会议，与会者一致决定把“到2025年将在校留学生数量扩大至目前的10倍即100万人”这一目标写进5月的第二份报告中，说明日本致力于通过吸引世界而传播日本文化。

印度在软件工业和区域特色文化方面已经拥有了世界性声誉，而其通过科技、军事、文化获得全球扩展的心思也不可不察。

从1985年日本的文化输出到1998年韩国的文化输出,其间我们中国重点在发展经济，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但是新世纪中国的发展战略应该根据世界新格局有所调整，怎样让中国人信服自己的文化，然后才是拿什么让世界人民欣赏。论实力，中国的GDP总量居世界第三，但论观念和策略，中国却没有跟进。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的文化产业应该在推进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方面有更多的作为。

东亚崛起的文化格局预示着当今世界文化的重大转折：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军事竞争正显现为文化竞争，或者说那种可见的国力“硬实力”竞争，已逐渐被更隐蔽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所遮掩。我们更应该关注新世纪文化战争与中国文化安全问题。在我看来，经济增长是重要的，但比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经济增长的方式。文化拓展是重要的，比拓展更重要的是文化的身份和文化拓展的方式。

2.四大发明遭遇挑战

东亚各国对中国19世纪以前的文化佩服之至，但是对20世纪以降的文化充满隔膜，有意误读甚至敌视。中国在经济、军事、科技方面崛起的同时，在文化方面却没有跟上。

20世纪后期，亚洲各国在经济上、政治上争大国话语权，而且在文化上争首发权成为亚洲文化的新动向。近些年考古学界出现的几个重大问题，表明所谓“远东”各大国在“四大发明”和亚洲历史问题上出现了话语权力之争，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实际上，全球化中的“文化争端”是“文化冲突”的先兆。

韩国学者以韩国庆州的佛国释迦塔发现的雕版印刷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1966年10月）为据，提出雕版印刷和金属（铁）活字印刷是韩国人的“发明”。一些韩国学者撰文，称此经为新罗印本，刊印时间是公元706至751年，为世界上最早的印刷品，强调韩国是雕版印刷的发源地。有的韩国学者甚至呼吁召开国际学术会议，邀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参加，要求国际社会予以公认。到了1978年，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馆长钱存训教授将这一消息传进来，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其实，1974年在西安西郊出土的单页雕版印刷品《梵文陀罗尼咒》（公元650—670年）已经表明中国是雕版印刷的发源地。1906年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卷子本雕版印刷品《妙法莲花经》，同样可以证明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

如果说，韩国质疑中国雕版印刷和金属活字印刷的发明权，那么，直到今天仍有西方人坚持认为，活字印刷（铅字印刷术）是德国人古登堡15世纪“创造”的：“古登堡以他的才智对各个时代的潮流和尝试进行了综合。在前人的基础上，他将合适的纸张、具有特定的连续性的墨水、合适的印刷机，以及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打出上千个字的打字设备组合到了一起。西方历史学家一致认为，这一杰作是15世纪50年代于美因茨出现的。”事实上，这种发明比中国活字印刷晚了约四百年，当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发明。所以，作者也不得不这样说“他也可能曾受益于远东的某些思想，那里的人们早在几个世纪之前就开始利用某种活字进行印刷，并且发明了纸、丝绸、火药和瓷器。”这种说法显然难以成立，什么叫“可能曾受益”？什么是“利用某种活字”？这无异于以西方中心主义的方式，取消了毕昇的活字印刷的发明权。甚至有人怀疑毕昇的存在，认为泥活字字模和印刷品至今未见出土，其记载仅见于沈括的《梦溪笔谈》，不过是一个传说而已。这就完全不顾事实了。活字印刷术是北宋庆历年间（公元1041年—公元1048年）由毕昇发明的,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详细记述了毕昇发明泥活字印刷及具体工艺过程，是真实可信的。

“四大发明”中遭遇挑战的还有“造纸术”。除了一些18—19世纪西方传教士认为“纸是文艺复兴时期于14—15世纪由德国人或意大利人发明的”以外，还有造纸术是“埃及发明”的说法。甚至，“1981年，印度作者戈索伊女士致信《加拿大制浆造纸杂志》，

信中只是列举文献后说公元前327年印度就已能造出质量相当好的纸，因而声称纸最初由印度人所‘发明’”。这种观点其实不值一驳，季羡林先生早就论证了梵文中的“纸”（kakali）字是7世纪才出现的，而印度的纸是由中国传入的。

另外，日本的考古学家藤村新一连续通过所谓的考古发掘，把日本的历史从几万年推进到了50万、60万、70万年。日本人究竟起源于何年何地是日本考古学界一直想要解决的重大研究课题，与此密切相关的考古发掘就成为解开这一历史之谜的重要途径。藤村新一是日本考古界专门作假的“神手”。问题在于，他为什么要把日本的历史从几万年推到70万年？而且近年来扬言要推进100万年挖出原始人遗骨？因为他要通过伪造日本历史来改变整个世界历史！他在2000年的10月被媒体揭露曝光，成为震惊考古学界的丑闻。这说明日本极端民族主义的社会思潮有所抬头，某些人已经在不择手段地粉饰甚至伪造历史。

其实，问题的进一步复杂化，是在中国文化发源问题上，“西方文化东移造成中国文化之说”一度几乎成为世界学术界的主流观点。20世纪20年代（1921年10月）,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对仰韶文化遗址进行发掘后，即鼓吹中国的彩陶制作技术是先在西方成熟后才传入的，并将这一观点写进他的著作《甘肃考古记》一书中，至1934年，他在自己最有影响的通俗性英文著作《黄土的儿女》中，仍然坚持这一观点。日本学者石田干之助甚至推测出了具体的西方文化东渐的路线。“中国文化西来说”得到不少中国学者的认可，包括章太炎、刘师培，甚至当时中国人编历史、地理教科书，几乎无不奉“西来说”为据，不惟坊间教科书为然，即使京师大学堂的中国史、中国地理讲义，亦曾一时全采这种说法。

当然，同这种观点相反，明末清初即有中国学者提出“西学中源说”。如徐光启、方以智、李之藻等就认为中国传统科技与西学之间存在相近之处，是受“一源辐射”影响，西学只不过是“唐虞三代之缺典遗义”，“皆谓圣人所已言”，“与上古《素问》、《周髀》、《考工》、《漆园》诸编，默相勘印”。黄宗羲讲学时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不过是拾中国圣人之余绪：“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积极倡导西学的康熙帝同时也积极倡导“西学中源说”。梅文鼎、王锡阐、戴震、阮元等都有西学源于中学的说法，下迨清末，王韬、郑观应、陈炽、薛福成、俞樾、黄遵宪等依然老调重弹。这些说法，一方面表现了中国打开国门过程中“天朝上国”的民族中心观念；另一方面，将西学纳入中国学术系统中，可以回避严苛的“夷夏大防”而得以移植西学。

近年来，韩国申遗“端午祭”以后，一些学者提出若干违反历史的论题：中医乃是韩国人发明，称为“韩医”，老子和孔子据说都是韩国人，甲骨文乃韩国人发明的，王羲之的《兰亭序》是用韩国高丽纸写的，还要改书法、书道为韩国的书艺，等等，不一而足。这种疯狂掠夺中华原创文化为己有的民族主义成为对中国文化合法性的直接挑战，也让中国文化走向海外面临了更多的危机和障碍。

3.当代中国的文化安全

今天中国的崛起一方面依靠国内的和谐，一方面则依靠国际形势的稳定，但是中国所面对的世界正以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首先，台湾问题悬而未决，成为中国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也成为中国文化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其次，各类中国分裂论甚嚣尘上。早在1887年，日本军国主义参谋部提出的《征讨清国策》中，就曾明确地提出要把中国分成7块，这就是东北、华北、江南、蒙古、西藏（含青海）、新疆（准葛尔）、甘肃。根据一些资料显示，日本右翼学者中岛岭雄，在1993年曾发表文章，主张把中国分割成12块，除了上面7个地区外，还包括香港、澳门、广东、山东、四川等地区。同时，日本右翼政客宫奇正弘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内，又抛出所谓《中国的大分裂》一文，鼓吹中国应在邓小平以后“分成16个小国”，其中增加上海、福建、广西、宁夏、云南等省市，甚至把不是中国的新加坡也列入其中。在台湾岛内则有一个叫王文山的人，他1996年12月在台湾出版了一本书叫《和平七雄论》，这是又一个妄图肢解中国的“七块论”。这7块包括满洲（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四川（含黔、滇、桂）、江北、江南。他认为，台湾已经分割出来了，不必将其列入。

身处当代世界之中的中国，其未来处境并非可以高枕无忧。在20世纪末，美国《华尔街导报》的一篇文章说，中国是“花架子”的中国，看上海、北京、深圳都是穿西装打领带像模像样，而再往西部看就是穿草鞋和短裤，这叫做“花架子的中国”。正是因为中国内部发展的不均衡，使得西方在1985年提出了“七国论”——日本最早提出然后得到美国的附议，而在21世纪初被李登辉加以系统化。以七国论为代表，西方、日本和美国等西方现代国家存在的形形色色中国分裂论，使得中国面对的国际形势变得空前复杂。

在面对这些分裂舆论的同时，一方面中国应加强自身的民族凝聚力建设，建立这个时代、这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也应通过大规模的输出有力回应各类分裂舆论。

国家分裂是民族凝聚力下降的表征，而民族凝聚力的提升正需要文化。王国维在后期研究蒙古史，蒙古史和王国维有什么关系？王国维早年研究叔本华、尼采、康德等西方哲学，是为了唤取民智，唤醒民众，以救国人精神疲弱；然后写《人间词话》是要唤醒自己；写《宋元戏曲考》——把唐诗宋词之后所谓难登大雅之堂的戏剧重新加以阐释并订其谱系；再往后研究甲骨文和上古史，是希望借发掘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雄强精神，唤起民众的忧患意识；后来他研究敦煌学，是因为伯希和、斯坦因等从敦煌抢走了很多珍贵文物资料，使得中华文化命脉有中断之险，如果中国学者不去研究敦煌，那么谁研究？后来，他又研究蒙古史，那是因为那时他已经意识到外蒙古将从中国母体上割裂出去。王国维做的每一门学问都和这个国家的命运紧密相关。那么，今天如果“七国论”成功，难道匹夫无责吗？如果“港独”、“藏独”、“疆独”、“蒙独”、“台独”都出现的话，中国还是中国吗？军事强大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历史上有很多军事强大的国家内乱不断，所以文化的重要性异常明显。

为什么这些亚洲国家先行一步进入现代化以后还要进而争夺文化领先权呢？为什么在经济领域成功后还会有对文化领域尤其是古代文化领域优越性的图谋呢？为什么有人不断想从文化上做文章大谈分裂中国的“七国论”？对此中国应该怎么办？是继续跟在别人后面作为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还是渐渐地学会同西方他者对话呢？是继续全盘西化使中国文化成为即将消逝的文化？还是在对话中逐渐进入国际文化共识并强调自己的文化特性，从而生出一种真正的文化精神并使中国文化成为人类精神的一部分，而不沦为博物馆文化？这些文化问题需要每一个中国人深深思考！

文化问题空前重要。如果当年秦始皇不在文字方面统一中国，在今天看来会是多么危险。科技、制度的并轨阶段都将过去并成为常态，构成我们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文化之道需要“大而化之”，需要去检视冲突进而化解冲突，这种工作应由未来的思想家、学者、知识分子去做。

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亚洲的经济是“雁形”经济。领头雁是谁？当然他们认为是日本，而且经济中心是在大阪。中国人不同意，提出“雁形”经济的领头雁是未来的中国，经济中心可能是上海。韩国人不同意，说未来的“雁形”经济中心应该是在韩国，它的中心是首尔（原名汉城）。亚洲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问题的敏感程度相当高，不管是北边的中俄边境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还是南边的西沙群岛问题和周边的巴基斯坦和印度核竞赛问题，以及台海问题，中日东海油田问题、钓鱼岛问题等，都是一触即发的。很多人认为今天是和平盛世，就国际文化形势而言，我却觉得实在应该居安思危！

2008年，美国CNN主持人辱骂13亿中国人。这种对中国的不友好也出现在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以及日本、韩国、印度等亚洲国家中。为什么近年来美洲、欧洲和亚洲强国对中国都不太友好了呢？为什么在中国走向富强和自主的时代西方对科学民主的诉求变成了政治仇视和文化对抗了呢？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西方的冷战思维模式的幽灵作怪，认为国家间关系非友即敌，国际关系就是二元对立。

4.走出误读与妖魔化中国的怪圈

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国战争频仍、民生凋敝，救国救民成为知识分子的当然使命。20世纪30年代陈序经提出了“全盘西化”和“走出东方”的思想，胡适为避免“全盘”二字的僵硬而提出“充分现代化”的观点，并导致一场重大的文化论战。大半个世纪以后，对这场文化论战的是非学界已经有了更清醒的认识，那种“全盘”之声的误区经历了历史的公正验证，真正死抱不放的人大抵不多了。如今，经济的崛起必将引发对文化的重新思考。

中国的经济崛起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但对这种事实的看法可谓判若天渊：一方面是中国民族自信力的提升，一方面又可能被西方认为是民族主义情绪上升。一方面是经济科技的强大，另一方面世界对中国文化依然不了解。

《远东经济评论》、《纽约时报》等出于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偏见，指责中国“民族主义”高涨和所谓“中国欲向海外扩张”，反映出西方学人群体中仍然存在相当程度的文化种族偏见。这种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立场应受到批判，同时，需要在学术思想上杜绝“文化战争”的错误观念。

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立场在许多地方都有所表现。长期以来，西方对于中国有定式化的“印象”，将其视为比西方要弱小甚至带有女性气质的“第三世界”，因此尽管中国文化不乏其雄强自信的一方面，但西方很少意识到，中国也很少去展示。张艺谋的《英雄》进入美国后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公映时间推后了40天。因为审片专家组看了电影以后大惑不解，说过去看中国电影《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大都是以女性为中心。《秋菊打官司》中那位又丑又脏奔跑在黄土高坡、说着宝鸡方言的女性，使西方的男性眼光很容易就能俯视这片黄土地上孤独行走的人。同样，他们也很容易看到大红灯笼高高挂下面中国式的恶习，从而使他们在“现代化”的咀嚼过程中感到欣然自得——幸好我们美国“现代化”了，幸好我们不像那个愚昧落后的国家那样。这是他们评委当时的看法。张艺谋突然出了一张新牌，让这些评委感觉到理解很困难：黑色的军阵，红色的树，蓝色的天，白色的纱，而且秦军军威震地、万箭齐发。当箭穿透赵国书院时，那位长者说国可破，家可亡，人可死，书法不能丢，文化不能亡。这说明了文化长于军事，文化胜于战争。于是，美国人发现中国形象变了，不再是“自我女性化”的中国，相反，军威震天的秦国形象代表了雄壮威武的男性化的中国。最后，这个片子终于得以播出，播出之后即获得一片好评！

2009年12月3日，奥地利邮政总公司公开发行一枚孔子学院特种邮票。邮票图案为维也纳大学校园内的奥地利孔子学院教学楼，邮票下方分别用德文和中文写着“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

韩国庆州发现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几乎颠覆了中国的印刷术发明权。

《梦溪笔谈》记载复原的泥活字版，正是由于我们的考古学家和文化学家在宁夏山洞里发现了一本12世纪的泥活字印刷品，才奠定了中国无以颠覆的活字印刷发明权，奥运会才可以在世人面前展示我们的泥活字。

孔子像

王国维像。敦煌的劫难引发了罗振玉、王国维和陈寅恪等学者的忧虑。

《兰亭序》代表魏晋书法成就的最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