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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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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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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岱宗,众山之巅。雄踞神州,上接九天。吞吐日月,呼吸云烟。阴阳变幻,气象万千……”好一派泰山雄姿,岱宗风光!诗思澎湃,华彩飞扬,令人欣然激赏。如此诗篇,倘若出自青春少年之笔,倒也罢了,孰料发于近乎百岁老人之胸襟,岂不叫人惊疑叹绝,肃然立敬!飞流悬瀑,霞彩虹霓;烈士壮心,英气勃发。正是一等胸襟,一等境格,方才成就得一等诗品。第19届诗人大会将“世界桂冠诗人”之殊荣,与鲜花掌声一起,敬献给这位中国诗人——季羡林,感动的不仅是读者,还有那座巍峨泰山。

泰斗的著作

然而,季羡林先生首先并非诗人。其第一成就,应在学术领域,而非文学。他乃杰出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其次方为大家喜爱之作家、诗人。他对印度古代语言、印度古典文学、印度佛教史以及中印文化关系等方面之研究,精深之至,空谷足音,铸成一座叫人仰止的高山。

《季羡林文集》正在不断整理出版中,仅就已经汇编成的文集而言,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糖史、吐火罗文以及梵文与其他语种文学作品的翻译,实乃其中之重头戏。《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罗摩衍那安探》、《〈大唐西域记〉今译》等论著及《沙恭达罗》、《五卷书》、《罗摩衍那》等译著,虽因专深尖端,曲高音稀,但其积蕴和放射的学术价值之光,穿越春雾夏雨秋气冬雪,温暖地映照着人类的天空和历史的容颜。

如此一位学术大师,偏又写出一篇篇精美绝伦之散文诗歌,横峰竖岭,蔚然深秀,叫人怎能不叹赞一声:了得!

山西旅游学会会长、作家杨建峰先生,系我兄长,走到哪里,都带一册季老的散文集《留德十年》。杨建峰先生感慨系之:这本书,他读了多少回都读不够;什么时候读,什么时候好;哪里读,哪里好。

我一位朋友叫丁仕美,是煤矿书法家,他对季老的书近乎一种痴爱,大凡遇到季老的作品,总会眼睛一亮地买回家。若遇情绪低落或心情郁闷,他便拿出季老的《留德十年》拜读,从崇高昂扬的文字旋律中,汲取人生乐观进取之力量。

台湾知本家文化出版公司社长刘灿荣先生,也乃我一位兄长,一次他与我言,台湾许多读者,四处找寻季羡林先生之著述,希望他的公司能予出版……

季羡林,与其说是一个人的名字,毋宁说是智慧、才学和品行的一种象征与标识,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人生曲径与心路历程之记录、折光和解读。

季羡林带给我们感动的,不是某一个年度,而是许多个年度。由此评说,中央电视台“2006年感动中国人物”之荣誉敬授季老,虽初衷和愿望美好,但却未必与实情相宜对称,抑或是受誉者的一份难以承受之轻。一海碧波,焉能湖泊盛之?


振聋发聩之论

上世纪90年代之初,针对西方极端“科学主义”带来的一系列诸如环境污染、自我膨胀之后遗症与副作用,季老从《“天人合一”新解》落笔,以人与自然间的“文本关系”切入,高扬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良知、责任和理论勇气,对《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发展战略问题》作了宏博深阔的思考与阐论。铿锵有力地回应和反拨了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以及美国学者亨廷顿等人的“文明的冲突”之论调。

季老从椅子上昂然站起身来,一脸严肃地指出,科学决非万能之计。他提请我们务必择两句话记之,一句系歌德所言:“大自然从未犯错误,犯错误的是人”;一句乃恩格斯所讲:“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每一次胜利,自然界对我们都进行报复。”我的耳畔不禁响起了来自全球的1575名科学家于1992年共同发出的《世界科学家对人类的警告》:人类和自然正走上一条相互抵触的道路。

季老认为,西方文化之思维模式乃为分析,而东方文化之思维模式则属综合;前者以人天对立、与天为敌为思想指导,以征服自然、暴烈索取为快为荣,后者则以“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为宇宙之观;前者一分为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后者合二而一,注重普遍联系与整体概念,既见树木,又见森林。结论为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实属历史之必然,只有不同文化的融合才能产生更高一层的文化。而结论之耀眼光芒在于——融合,须以东方文化为主导。

季老响亮的声音、新锐的观点和充满力量之论辩,激浊扬清,驱云拨雾,在学术界、理论界乃至读者中掀起的积极而强烈的反响,用感动一词已远远无法概括。其深度影响,必将以投石激浪之势波及未来。

事实上,今天西方许多思想家甚至一些经济学家,为中国文化散发出的强大历史魅力而吸引和迷恋。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剑桥学派创始人马歇尔,便把“万物归于一,一寓于万物”以座右铭视之。法国著名数理经济学家瓦尔拉斯因创立均衡理论,被誉为洛桑学派的奠基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约翰·纳什构建的“纳什均衡”理论,甚至“动摇了西方经济学的基石”。这些经济学理论发散的强烈的“均衡”意识,实乃社会思潮或潜流的某种折射、反映与前瞻。

均衡或平衡,实为宇宙万物间默契与互动的原形态法则。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市场的资源配置,都追求一种动态的平衡。平衡或均衡,在一定的理论刻度上,契合着中国古代的中庸之意。而中庸的终极效果在于和谐,“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和谐,首先须与大自然融洽相处,正是所谓的“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或是人天对立,这是人类生死存亡而迎接的第一考验与选择,是必须严肃作出回答和解决的首要课题。敌视自然,无异于敌视人类自身,因为人类属于自然的一个部分。
更为可贵的还有,对于“和谐”与“天人合一”,季老思考的锋芒,不断切开以往的包括自己理论研究成果的结构层面,指向更深度的掘进与发现。2006年8月,他在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探讨“和谐”时说:“有个问题我考虑很久,我们讲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

大师与后学

现在,年近百岁的季老,虽身住医院,但他一手把病魔推在一边,一手继续快乐地读书阅章,笔耕不辍。俨然一只沉醉之春蚕,一支热烈之红烛。我由此想到孔子说过的一句话:“生无所息。”

“生无所息”,乃孔子教育学生子贡所言。生无所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孜孜不倦追求真理的精神基因,一脉热血。
我对季羡林这位老人充满景仰之情,不仅源之于他和他作品的感染,而且包含着他对我长篇学术散文《雕刻在石头上的王朝》的偏爱与褒奖。

由于此书以云冈石窟为题材,自然涉及到了佛教,一位朋友读了之后就说,季羡林先生还是一位佛学大师呢,何不送老先生讨一赐教?

朋友的话令我“顿悟”,我遂想,这本书若能走进季老的阅读视野,若能获得季老的批评,那不啻是一种幸运。于是我便拿一本书出来,恭恭然在扉页上写下请季老赐教一行字,交给这位朋友。

书转到季老手里,据说因为眼睛看得费力,季老只好让秘书一段一段地读与他听。“听”了这本书,一天,季老兴浓,就写了两句话:“北魏画卷,云冈诗章。”

看到季老的题词,特别是“季羡林”三个字和“时年九十有五”的落款,我心里顿然燃起火焰般炽烈的激动与崇敬。我以为,这不仅是季老对拙作的评点,更是他对云冈石窟和开凿云冈石窟的那个北魏王朝历史功绩之礼赞。因为云冈石窟,既为印度佛教在中国流播的一座纪念碑,也乃再现佛教中国本土化之一轴艺术长卷。

适逢《雕刻在石头上的王朝》台湾中文繁体字版出版,季老的题词便收录进了里面,拙作陡然生发一片新异辉彩。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07-08-03 第07版 )

 

Last Updated on Thursday, 03 April 2014 18: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