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14日星期一   晴    长平古战场的随想   王府相城之游

据说我的发言被我们A组负责人认为很好，一定要安排我今天早上向大会发言，我不得己，只好在早上按他们的指定又在大会上把昨天上午的发言再在会上炒冷饭炒了一遍。然后立即赶车去六十五公里外的高平县。那里就是著名的秦国白起与赵国赵括之间的著名长平之战的古战场，这是几天来最吸引我的旅程。

长平之战葬坑遗址馆，外表看上去像一个由简易预制板搭起来的大车间，约四千平方米。我过去一直不相信坑杀四十万俘虏是可能的，今天我真正看到了真实的杀俘坑，它离地表很浅，只有一米不到，难怪史书记载，到了唐玄宗时，这里的葬坑骨头时有被水冲洗出来。尸骨被堆积埋葬。四十万人骨，就散布在你的脚下一公尺的的泥层里。这也许就是人类战争史上最残酷的事件。秦国的白起大将从此永远在世人中留下了自己冷酷的名字。

馆中墙头上有一张放大的彩色相片显示，尸骨主人的齿龄大多在二十岁到三十岁。头颅上有被锐器打破的洞。骨骸堆积得很密集。还出土了战国的刀币。那些可是可怜的士兵们藏在身上的军饷钱，准备以后回家养家小的。此时则永远埋葬在远离家乡的长平泥层里了。此馆不对外开放，由于我们并非重要的客人，能让我们参观已属大幸了，为了保护骨骸不受电灯光线照射而氧化，故没有为我们开水银灯，我们只能远远地望着那坑中依稀可辩的密密麻麻的尸骨。

在参观葬坑时，我就特别注意了解为什么要如此残酷地对待俘虏。得到的解答是，一是秦兵也死伤惨重，无法安排整编数量几乎与自己相当的几十万俘虏。其次，如果把赵国俘虏带回到秦国的咸阳去，路程又太远，而且一路上容易遭袭，很不安全。三是把几十万人放回去更不行，这又会增加赵国在未来与秦国打仗的有生力量。四是能为战俘提供的食品供应严重不足，当时可能连秦兵自己的给养也成问题。简单地说，整编不起，押送不起，养不起，放不起。看来大将白起大概当时也陷入一种两难选择，也经历过几个不眠之夜，才最后作出这个残忍无比的决定。我们可以想像一下，就在脚下这个地方，在二千二百年前的那个深夜，四十万人发出的震动山野的绝望的哭喊声，而那一刻，他们的妻女与父母还在睡梦中，做着与征战归来的亲人返家相聚的甜美的梦。

这使我想到我历来的历史学主张，一定要以同情的态度来理解历史，要懂得去“抚摸历史”。而不是用我们习惯的道德价值去硬套历史。正如我常对学生说的，历史中没有纯粹的“好人”与“坏人”，人总是针对自己的特殊环境的压力，在历史规定的约束条件下，去作出自己的选择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道德品质上的好坏之分，同样的情况下，有人会如此选择，有人会不那么干，良知约束力在不同人的身上起着不同的作用。我的意思是，我们要以同情态度，即设身处地的态度，通过“换位思考”的方式，去了解环境条件对人的选择的制约作用，只有如此，历史才能被理解，才不会具有那种神秘性。

出门后，意犹未尽，很想去看那古战场遗址，但时间已经不允许，必须在下午一点前赶回到陵川县城去。小车开车了村头，正好遇到一位约七十多岁的老人，我们原想向他打听古战场发生地的石碑在什么地方。然而，世界是居然有这样巧的事，他正是发现万人坑的老农民。此地叫永录村，老人名叫李珠海，74岁，1995年4月12日上午十点多，在自己家的自留地锄地时，发现了人头骨与刀币，越挖越多，于是报告给文化馆。后来专家考证出来，这里就是埋藏当年赵军俘虏的万人坑。我们问老人上面给了你什么报酬没有，他说，没有，原先说好的奖励一千元，只给了三百元。啥也没有了。他的五亩地也收走了。上面种了400颗粟树，也被干部砍了，自己没有任何补偿。我说，你可是文化大功臣，上面这样对待你是不对的，我们会给你写信反映的。在回来的路上，我一直忘记不了这位老农神色惨淡的身影。人家老老实实把自己的发现报告给政府，把自己发现的珍贵的战国刀币如数上交，却丝毫得不到好处，反而失去自己的土地与果树，而那些盗墓人却可以逍遥自在，一夜暴富。在这块充满地下诱惑物的土地上，让好人吃亏，就是鼓励坏人作案。真不知道当地政府想到这一层没有。我考虑回去以后给当地政府写一封信反映这一情况。

从高平县返回陵川县的路上，我问一位当地干部，做基层干部有什么苦衷。他说了几点，一是做乡干部的，很少有人不希望把自己的乡搞好，但体制局限性太大。人际关系复杂。个人在体制里是无能为力的，二是县与乡的干部待遇太低，心里就有不平衡。县长在1998年时也就是800元左右，与一个县电业局的普通电工差不多，现在也不过2000元左右，他们也有子女入学问题，医疗问题，供养老人问题，以及常人都会遇到的种种问题。而乡干部又是直接面对农民的，他们处理问题的难度很大。

下午乘大巴去阳城县，在那里参观王府相城，这是一个数百间房间组成的家族大城堡。是清中期吏部尚书大学士陈廷敬的故宅。由于土改分给的人都是陈家后代，故保留得相当完好，陈之所有如此富有，是其前后都是经商开矿，有雄厚的产业支撑。这地方比起几年前去过的乔家大院要雄厚得多，如此完好的保存下来，真是奇事，据说土改时分房子，也是在陈家族内部贫穷些的农民中分配的，这也许使陈家大院得以保留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也是得益于山西的封闭性。文革对这里的人们思想观念的冲击，可能比沿海地区更少些。

我最感觉兴趣的是，为什么陈廷敬这位康熙辞典总裁会如此适应环境，在朝当官达五十年，两次由康熙亲临家中，这是何等风光荣耀的事。他被康熙称之为完人。从心理学上说，他一定与康熙达到了心理高度相容的地步，（正如当年河南省委书记纪登奎与毛泽东肯定属于心理相容。）从文化学上说，原因是什么？他的个性与人生态度肯定最完美不过地适应了专制王朝的文化生态。我化十四元购了一本《陈廷敬传》，回家后想研究一下。

2006年8月15日星期二  晴    古书院之破落   我的人生哲学

早上八点离开陵川宾馆。一路上与孝感的一位研究状元历史的学者谈了一个小时。他写了六本书，每个朝代一本，《宋代状元奇谈》，只有这样的书名，才有卖点，才有可能被出版社免费出版。他研究了十八年，合起来有一百二十万字，这些书已经被台湾与香港指定为研究生指定参考书，他的环境十分艰苦，妻子生病在床，无法自理，没有科研经费，没有文凭，在湖北一个小学校，在学术界不受重视，支撑他的就是治学的欢悦，民间有不少这样了不起的知识分子。他的下一计划是研究状元文化现象。

到了晋城市，乘出租车到晋城古书院，那是北宋程颐在晋城做三年县令时设立的书院，程颐在这里开风气之先，培养了一大批当地人才并转移了风气，书院一直延续到清代。现在已经破旧不堪，早已经改为村民家居，但仍然能大体上看出当年书院的格局，与南方四合院式的格局仍然有很大的不同。据陪同我看的管理人员告诉我，这里一部分纳入到旧城改造的计划，另一部分要保留并整修，我说这两方面结合到一起真是不伦不类，如同瓜皮帽搭配西装。他表示也无能为力。

中午在晋城上车赴郑州。一路上坐在我边上的是一位周口的从事婚纱业的女青年，她有点晕车，把服务员叫成“美女”，我很好奇，问为什么，她说这是口误，是职业习惯，他们已经习惯地把未婚女青年称之为“美女”，未婚男青年称之为“帅哥”。这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看来电视网络手机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对这样偏远的地区都产生了与上海同样大的影响。我当时正问服务员要水，她以为我是为她晕车而要水来帮助她。她向我表示谢谢，很惭愧，我其实原先并没有想到她，很不好意思地把水递给了她。

下午，住进一个大学的招待所里。这个大学现在已经空下了好些大楼没法利用。为什么会如此？原因是一位首长在任时，说了一句话，研究生大学生统统住到新建的郊外的大学城新校区去，那里被批了四千亩土地，向国家银行贷款多少亿已经记不清了，但我记住的是，利息就每年达一个亿，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每年学生所交的全部学费加在一起，也抵不上还这一亿元利息。首长一句话，就可以如此决定政策，科学决策不知如何说起，也许这位首长已经把这些说的都忘记了。我们的官员们总是有一种“大跃进情结”，毛泽东时代有大跃进，华国锋时代有洋跃进，这位书记则是在搞“政绩大跃进”。政绩意识、面子工程，加上长官集权，一言堂，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一定会不断派生出此类现象。我们强而有力的新权威主义体制对于经济发展与政治稳定功不可没，但新权威主义也是两面刃，我们这种缺乏制衡与约束机制的体制，如果不进行适当的政治体制改革，总有一天要出大问题，犯大错误。

晚上，与几位研究生见面，一位是文学研究生，一位是上海哲学博士生，还有一位也是学社会科学的，大家一起去一家羊肉店用餐。并在那里谈了几个小时。 我谈到自己的人生哲学，我虽然不是宗教徒，我们家族中似乎没有一个信教的。但我的人生哲学却具有了宗教同样的作用。首先，我在自己无能为力的“体制内”领域，采取退隐的与世无争的态度，从而避免了种种世俗的挫折与焦虑，在体制内，并不想成为任何人的竞争对手，当然，如果不公正地对待我，我也会抗争，决不会逆来顺受，无动于衷，但我的精力并不在此。而在精神领域，在知识审美领域，我却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与新鲜感，并力求以自己的知识与创造性的思考来解释它，从中获得一种自我实现，这种创造性的欢乐是人生最高层次的欢乐。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如果你不能从学问中获得陶醉感，那就离学术远一点。”我在这一点上，自信还是有了一点特立独行的精神的。我对她们开玩笑说，如果允许我把电脑带进监狱，我在那里度过二十年也许生活得与在自由世界差不太多，当然这是极而言之，没有人愿意这样做，除非契柯夫小说“打赌”里的那个主人公，他与一个银行家打赌，志愿在封闭屋里度过十五年，只要每天给他送书。后来他承认自己失败了。

我谈到在1974年前后，我有一点精神危机的感觉，觉得这样下去是不是有意义，但很快克服了，说起来还要感谢一本文革时内部翻译出版的美国的畅销小说《海鸥乔纳森 利文斯顿》。这本小说说的是，当一个鸟在追求飞得越来越高的过程中，实际上就进入了天堂，世界上没有天堂，天堂就是越飞越高，因为在这一追求越飞越高的过程中，你是自由的，谁也夺不了你，谁也不会与你争斗。知识的追求也是一个追求“越飞越高”的过程，当你运用自己的知识来解释求知世界时，就会有一种自我实现的至上快乐。我告诉她们，我现在已经达到这样的境界，那就是我对任何电视，甚至像“苹果裁培法”这样的电视，都会产生兴趣，因为我会运用我的知识资源去创造性地思考与解读它，并在联想中，在自己的经验与知识的化合过程中，让自己思想更丰富。

我每次出门开会，都成了在行万里路中丰富自己知识的过程。我总是在旅途中那么精力充沛，那么生气勃勃。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那么新鲜。正如这次在山西阳城，那位W老伯说，他观察到我，总看到我不停地拍相，永远不知疲倦的样子。精神总是那么好。我不放过任何机会向每个陌生人请教。我会在长途车上向坐在旁边的学者了解他的研究领域，例如什么是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相对主义。唐代状元是从六品还是从七品，状元与一般进士在升迁速度上有什么区别。我会在参观阳城的皇城相府时，注意到相府主人清吏部尚书陈廷敬为什么在专制社会中如此成功，这一成功说明他的个人肯定有一种特殊的文化，一种与他所面对的专制环境十分适应的文化，我从陈氏传记中，从中注意到主人说的“慎默”这两个字，很可能是使官僚获得成功的核心价值观念与生活态度。这些知识与思考，丰富了我的人生知识库存。每天对于我都是那么新鲜，每天都在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中度过。这是不是可以说，万物皆备于我？

我还谈到长平白起杀俘事件，白起是不是坏人？如果从战争理性角度来看，他是从本国即秦国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思考与处理问题的。在这个意义上他并非恶人。虽然二千多年来，高平地区民间一直吃说传统的“白起豆腐”。据说这个民俗象征着吃白起的脑子。以表达赵国人的后代对白起残害自己先祖的仇恨。当然并没是说世界并没有好人与坏人之分，在同样的情况下，有些人会做，有些人不会去做某种事，这里面就有着每个人的内在的良知的约束力在起作用。

这种在生活中观察，在观察中思考的生活态度有什么好处？人总是处于自我实现的进展中，人总是有无限的展示自己的力量与智慧的空间，这一方面，你是自由的，没有人能眼红你，也没有人来与你竞争，你是真正的海阔天空。自由自在，而自由又是人生价值中最重要的方面。你可能生活环境很艰苦，但却充满了精神上的愉悦。

这与佛家实现人生平衡的方式又有不同，佛家是通过抑制内心的欲望来实现与外部世界的平衡的，而我的态度并不如此，我是通过在另一个与世无争的精神世界，展示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来达到自我实现。以此来获得精神上的快乐。我告诉她们，我活到现在，从来没有空虚过，不知道空虚是什么感觉，就像从来没有胃痛的人不知道胃痛是怎么回事一样，也许在我的这一精神结构里，可以寻找到儒家乐观主义的某种特点，我们家是深受儒家思想的熏染的，这一点也许是切入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一个很好的入口。

2006年8月16日星期三   晴

下午五点参加一些朋友的聚会。大家要我谈谈我对中国现实的看法，我的分析大体如下：八十年代中期的改革开放，是一场全能主义新政，引发了知识分子中的激进自由化运动，政府在八九事件中，用铁腕实现了激进自由派的边缘化，这是新权威主义第一步，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又进而反对党内保守的左派势力，并使之这种党内左的势力也边缘化了，从而走出了新权威的第二步。这样，中国到了九十年代中期就完成了从全能主义体制向新权威主义体制的转型。然而，这种脱胎于全能主义的新权威主义，是一种“极强国家——极弱社会型”的新权威主义，它的优势是，强大的国家力量可以通过压抑自主的政治参与的过敏的超前爆发，来为解决重大问题赢得时间与稳定秩序，中国经济上的奇迹与此有关。

另一方面，它的问题是，社会极弱带来的对权力监督的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过度的谨慎又可能进一步引起了地方政府加强社会控制的倾向。这一倾向又由于极弱社会无法抵制加强控制的倾向而得心应手，其后果可能会出现路径依赖。即选定的以强控制来解决问题的路径，在遇到问题后会进一步强化这一强控制路径，进入“路径锁定”状态。中国现代化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来克服这一路径依赖，因为只有鼓励制度创新，才有可能形成无数微观的试错机制，正是这种机制，才能产生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制度与办法。而这种试错机制的产生又需要自由宽松的环境。

2006年8月17日星期四   晴  

   上午我一个人参观河南省博物馆。拍了四十多张相片。中午乘车到酒家用餐。一路上我问这位郑州郊区农民出身的的士司机，家乡的情况最让你头痛的是什么，他说还是村干部腐败。我说民主选举是不是有用。他说，选以前干部为了当选都说得很好听，但一选上村干部就腐败起来，要等上四年后再有可能选其他人。我想，看来乡镇干部的民主选举也不是万能药。民主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民主选举如果不与监督制度结合起来，只是让“终生腐败制”变成“四年腐败一次”，虽然有进步，但进步是有限的，看来，腐败也需要综合治理。

有几个信息值得一记，一是据说，中央领导人在内部说过，中国的民主政治道路是迟早要走的，是历史不可阻挡的，但现在我们还是要把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不要干扰这个大方向。但愿如此，这也是我们全国人民的人心所向，归根到底，这也是执政党的合法性的源泉。我真希望我们的当政者要有雄才大略，要有前瞻性与世界眼光，千万不要得过且过，过一天算一天，技术官僚最容易犯的就是这个毛病，用一个学术名词就是“路径依赖”：一旦人们选择了某一路径，就会沿此路径走下去，于是，形成一种锁定状态，改革就要通过制度创新来不断地克服这种锁定状态，只有这样的改革，中国才有希望。
      晚上七点乘K154次返上海。

2006年8月18日星期五   晴   回来后的反思

今天上午八点多到上海。下午睡了一觉，晚上就概括回忆补写了以上日记。这是一个值得坚持的好习惯。如果不记下来，以后很快会忘记得差不多了。

这次旅行内容是丰富的，两个省，不同的领域，我真正体会到孔子说的“三人行必有我师”。以后也要不断在旅行中求知。

  多年来，我一直往返于上海、北京与广州之间的东南沿海与政治中心之间，过去乘火车多，后来乘飞机多，几乎就要成为悬在空中的空中飞人了。十年来，说起来现在真觉得惭愧，国外跑得比内地还多。对中国现实并没有真实的具体的了解，知识分子就会变成中国的“外滩”（即东部发达地区）上来回游逛的游客。上次温岭之行与此次山西、河南之行，我自觉比去海外收获更大，这是为什么？这就是因为，中原与内地，才是中国问题的源泉所在。这次旅行使我对中西部有了进一步的感性认识。这也给我一个很好的启示。 这方面我应该学习《黄河边的中国》的作者。他立志要跑遍整个中国的各个省的农村。

旅行之于我，如同打强心针，久处于书斋之中，缺乏志同道合人的交流，一个人的思想缺乏碰撞与刺激，会渐渐失去新鲜感，每次旅行都会激活我的思想。这一点很重要。我的思想是在二十多年的不断旅行中，在不断的交流中碰撞出来的。人们总是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是长青的。中原之行，使我意识到立足于本土思想的重要性，这次的感悟不同于香港与海外之行。以后要多走内地。内地知识分子的热忱也不同与沿海地区，他们更富有人情味。

附录   给高平市父母官的一封信

按语：日记中我记述了一位发现长平之战遗址的老农民的情况，后来我给高平市委领导写了一封信。至今一直没有回音。不知现在情况怎么了，衷心希望国家文物政策能在这位老人身上得到落实。不知山西的朋友们能不能帮助关心一下这件事，让我们老百姓都能体会到和谐社会的雨露的沐浴。

高平市委王书记：

我是上海师范大学一位治中国史的教授，今天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里看到了您，想到前不久在我在山西开会路过高平，见到高平工业与市容建设发展如此迅速，真为你们近年来的发展而感到高兴。同时，我又想起最近我在高平遇到的一件与文物政策落实有关的事。此前就准备给您写信，从电视里有幸得知您的名字，于是提笔给您写这封信，希望您能亲自收到并能得到您的重视。

不久前我开会路过高平，在幸能在长平古战场遗址参观，二千多年前的古迹令人惊叹不己。在永录村村头，正好遇到一位约七十多岁的老人，我们原想向他打听古战场发生地的石碑在什么地方。然而，世界是居然有这样巧的事，他正是发现长平之战四十万降俘葬坑遗址的老农民。老人名叫李珠海，永录村本村人，今年74岁，1995年4月12日上午十点多，在自己家的自留地锄地时，发现了人头骨与刀币，越挖越多，于是报告给文化馆。后来专家考证出来，这里就是埋藏当年赵军俘虏的万人坑。我们问老人上面给了你什么报酬没有，他说，原先说好的奖励一千元，只给了三百元。啥也没有了。他的五亩地也收走了。上面种了400颗粟树，也被干部砍了，自己没有得到任何补偿。

李珠海老人可以说是文化大功臣，二千多年前发生的著名的秦赵长平之战，四十万降卒被坑杀，可以说是国人老幼皆知历史典故，李珠海老人在自己自留地里劳动时发现了万人坑，并把自己的发现及时报告给政府，把自己发现的珍贵的战国刀币上交国家。他的发现已经得到专家的确证，为高平市的文化事业，为提向高平在全国、甚至在全世界的知名度，为发展高平的旅游事业，都可以说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报告并上交文物者应该得到物质与精神奖励，然而，遗憾的是，国家的文物政策却没有在他身上得到应有的落实。特向您反映此事。盼你能在百忙中能关注此事，如情况属实，也希望有贵市有关部门能落实国家的政策，使老人得到应有的补偿与奖励。

我还建议能给予老人以重奖，让全市人民向他学习，也建议展览馆能把老人发现此重大遗址的事迹的过程也在展览图片中反映出来。以表彰老人的贡献。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地下文物丰富的地区，盗墓活动，偷盗国家文物的事件屡有发生，有的地方还十分猖獗，如果能重奖有功人员，也可以起到积极的示范引导作用。
此致

敬礼！   萧功秦于上海